徐建: 中国不缺当官的，缺的是德高望重的大律师

2016年7月在未遂政变后的土耳其机场。

原题：律师学院，我的梦

        2010年4月26日，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国际会议厅高朋满座，冠盖如云。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最高法原常务副院长祝铭山来了，全国政协法委副主任、司法部原常务副部长肖建章来了，全国律协老会长任继圣来了，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来了，最高检察院副检长朱孝清来了，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来了，人民大学法律系78级校友们也来了。

        当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铃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成立了”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雀跃。大家为中国第一所高校举办的律师学院诞生而热烈祝贺。中央政法委原书记任建新的贺词是“应运而生”，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的期许是“黄埔军校”。当纪宝成校长将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的聘书交给我时，我的眼睛湿润、声音哽咽了。我不敢相信，多年梦寐以求建立律师学院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来北京招聘，我放弃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的工作，到深圳做了第一批律师。当时虽不为许多人理解，但我坚信这条路是对的。然而，来到深圳的第二天，刚拿到律师证的我就要上法庭，确实感到为难。虽然大学四年学了满腹法条，但如何运用法条打赢官司，却没人教过。

        那时，我好羡慕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在医院里实习，有老医生指教，全部科室走一遍才上岗。而我国律师是断代的，1957年反右后，就再没有“专为坏人说话”的律师职业。

        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位师傅带我，或者有专教律师的学校让我学习。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在那时法官也不知怎么审案子，第一次出庭就稀里糊涂地混过来了。 

1985年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长。

        1985年，深圳市委拟提我做司法局副局长，我不同意，坚持做律师。老局长说，“我不反对你做律师，但中国讲个官本位，哪怕你做一天的局长，再下来就是局级律师，当事人就会相信你。再说，你不是要改革吗？有了权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听了这一席话，我茅塞顿开。接着走马上仼，搞了中国第一个合伙制律师所和个人律师所，开拓了律师见证、公司并购、破产清算、房产公证等一系列改革。当然，我没忘记为律师办个学校，但因缺少师资等原因，最后办了个司法学校，培养了一批深圳的土著律师。

        后来，我又想借助司法部和港澳律师的力量来办学，我多次找深圳市政府，局里还垫付了六万元，为司法部征了四万平方米地，在深圳华侨城建立了“司法部港澳台法律培训中心”，为内地和港澳台律师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

        1988年，司法部蔡诚部长率领中国第一个司法代表团访问美国，我也有幸同行。司法部长在美国政府可是三号人物，所以接待规格很高。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国会、白宫、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狱政署、移民局等。我印象最深的，是访问美国律师公会。

1988年随司法部蔡诚部长访问美国。

        美国律师公会会长竟然敢说，“美国律师公会是全美第一公会，可以左右美国的内政外交，因为美国议员中70％是律师，40届总统中28位是律师。”这使我非常震惊和感叹，不知美国律师的今天，何时成为中国律师的明天。

        当我问美国律师是如何培养时，会长回答，“美国的律师由法学院培养，教授都是律师，本科毕业才能进法学院。”各行各业的精英进入律师队伍， 中国叫“群贤毕至”，有许多人是硕士生、博士生毕业才进法学院学律师，又叫“少长咸集”。美国律师的研究生教育和精英教育，真教人羡慕和妒嫉。

        回程时，在洛杉矶机场，蔡部长说，“你知道这次访美为什么只带你一个地方干部吗？这是对你的考察。中组部要求每个部配一名四十岁的副部长，你三十五岁，又是人民大学法律科班，在深圳搞改革又有政绩，调你到部里，在我身边工作吧？”我听了深受感动，但却婉言谢绝。

        我对部长说，“感谢您老的信任培养，可我不是做官的料，去了司法部会给你添乱。况且中国不缺当官的，缺的是德高望重大律师。您老想培养我，就让我补补课，去香港学做律师吧。” 蔡部长只好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正好九七回归，香港也需要人，就成全你的大律师梦吧！” 

做中国2号律师柳谷书的助手。

        1990年，司法部派我去香港，任中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这里，我遇到了两位好师傅。一位是公司董事长柳谷书，他因律师执业证是002号而被称为中国第二号大律师，他儿子是联想集团柳传志。第二位是总经理任继圣，他是全国律协会长，有处理过一千多件案件经验。

        他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我懂得了做律师的真谛。我们作为第一批内地律师在香港律师公会注册执业，表面上是处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法律事务，更重要的是关注香港法律界的政治态度，培养亲中爱港人士，为九七过渡做准备。

        那时，香港还在英国人统治之下，共产党还是地下组织，共产党员都化名为 “A员”。为了便于香港人去内地投资或诉讼需要，我们建立了法律文书由司法部委托香港律师见证，再由法律公司加章转递的制度，解决了外交部不能在香港办认证的难题，同时也加强了对香港律师的统战工作。

        有一次，李嘉诚为了跟他三十多年的佘律师成为司法部委托公证人，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他说，“从我二十几岁插塑胶花的时候，佘律师就跟着我，没有他的同意我不敢签任何文件。没有佘律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1992年在香港与李嘉诚合影。

        临行前，我提议合影留念，李嘉诚说，“能与徐大律师合影，我很光荣。”那一刻，我感到了律师在香港的崇高地位，也感悟了伟人的成功之道。在港十二年间，我向香港律师学了不少前沿业务和执业技巧，提高了素质，开拓了视野，看到了两地法制的反差和问题所在，真是受益终身。

        特别是近距离地考察了作为英联邦的香港律师的入门培训，见习律师要在律师学院强制性进行一年实务培训才能进入律师所的规定，以及英国那四所百年以上老字号的律师学院，无疑是我国内地律师培训应该效仿的榜样。“律师学院”这四个字也就此印入我的脑海。

        2002年，香港回归且已平稳过渡。我以有32年工龄而提出退休，司法部不同意，我就提出辞职。部领导说，你辞去副厅级职务可以理解，但要放弃后半生养老金和公费医疗，你可要三思而行。我说，退下来干几年律师，一辈子养老金就够了。

        就这样，我就干脆裸退下海，与薛庆予、杨松等78级同班同学组建了广东融关律师所。二十多年的同窗老同学又聚在一起，别提多开心了。律师所的业务很快火起来。

        后来，有不少老律师反映深圳律师业落后了，希望我担任律协会长，带领深圳律师重振辉煌。于是，我和广大律师一起，发动了深圳律师协会的改革，我也成为全国第一位民选竞选产生的律协会长。深圳律协的民主改革的模式，迅速在全国各省市律协推广开来。

2003年任深圳律协会长。

        在担任深圳律协会长期间，我特别重视律师的继续教育和岗前培训，制订了一系列方案。每期培训我都带头讲课。有一次，我为五百多名新律师进行执业前的培训，有位新律师问我，“怎样才能成为像你这样的大律师？”我没加思索地回答，“找个像我这样的师傅。”

        没想到，课后几十位新律师争先拜师，那种求师若渴、嗷嗷待哺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其中有位女孩，每天到我办公室问安，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感动了我，收留了她。

        我转而反思，我一个人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我们第一代律师肩负的重要使命，就是要把积累的经验加以复制传承，带领更多新人走向成功。“建立律师学院，进行正规化培训”的想法，在我心中日趋成熟，愿望越发强烈。

        2008年，我从深圳律协会长退下来后，可能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深圳校友会执行会长，又为母校捐了些款，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校董。在校董会上，纪宝成校长让校董们就人民大学的办学方向和学科设置提建议。

        我在发言中提议，人民大学作为中国文科最高学府，应当增设两个学院，一个是政治学院，专门培养政治家、党政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像美国肯尼迪政治学院一样。届时，就不用羡慕清华校友会是中央常委会了。

        另一个是律师学院，诺大的中国，有警察学院、检察官学院、法官学院，然而拥有二十万人之众的律师队伍，却没有一间律师学院，不能不是中国法制事业的缺憾。在全国七百多间法学院中，人民大学法学院历来排名第一，当仁不让地应该创建我国第一所律师学院，进行律师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探索中国律师正规化教育的道路。

律师学院揭牌仪式。

        纪校长当场表示，设立政治学院时机不成熟，但设立律师学院可以考虑。听到这话，我心里由衷地感激和高兴。

        会后，我又找到时任法学院院长的王利明，希望他开创律师教育的先河。王院长说，“要干就由你挑头。”我说，“我只是提个建议烧把火，真要搞只有你挑头，法学院出面干。我人在深圳，年愈六十，该退休了，还创什么业？”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深圳，接到老班长邱贵生的电话。他说，“我从沈阳来北京，正和在京的十多位同学聚会，听说你提议建律师学院，大家认为是件好事，一是为母校做贡献，二是培养律师接班人，三是老哥们到这个岁数，还能一起干件事，很有意义。”

        我说，“邱老和同学们愿干，我就参与。”

        邱老说，“光参与不行，还要你来当院长。大家认为，只有你才能折腾起来。”

        我说，“感谢同学们的信任，但我是编外人员，又是本科生，绝不够格。咱班留校的韩玉胜、刘春田等都是博导，让他们当院长吧！”

        没想到，同学们把这件事还当真了，他们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没几天，黄海星告诉我，经过串连，同学们都支持；王耀华又来电，首期五百万办学资金己经到账。

        刘瑞起起草了学院的章程，黄世林设计了办学构想。韩玉胜协调法学院，游说学校领导聘我做院长。最后，纪宝成校长拍板，“就是要找徐建这样有实务经验的人当院长，不看学历，不讲编制，唯才适用，自己的校友还信不过吗？”

受聘担任律师学院院长。

        法学院韩大元院长也表示，“全力以赴支持律师学院的工作！”这使我感激涕零。这是一份多么沉厚的信任和嘱托啊！我立刻抛开手中的案件，辞去律师所主任，解散团队，来北京筹备律师学院。

        我利用积累的人脉关系，聘请中华全国律协老会长任继圣担任頋问委员会主任，司法部原常务副部长肖建章和全国律协会长于宁担仼任副主任，聘请各省律协会长和著名律师担任顾问。

        学校还任命韩大元院长任理事长，78级校友黄世林任副理事长，韩玉胜和刘瑞起任副院长等。就这样，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在校院领导支持下，在78级校友参与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终于诞生了。

        2010年4月26日，律师学院成立大会上，我曾宣布：争取在三个月内招生开课。当时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确实，律师学院不同法学院，也不同医学院，无前车之鉴，无经验可循。当时，甚至还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有学生。

        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的图画。全院教职员工发扬老一辈人大人创建陕北公学的精神，十个人挤在法学院楼一间半的房间里办公，院长、副院长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或办公桌，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加点。

        就这样，提前一个月，6月24日，我院首届“公司上市律师实务班”就开课了。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聆听了十八位中国顶尖证券大师的讲课，他们感到学有所获，受益非浅，感谢律师学院为全国律师搭建了学习教育的平台。

捐赠老兵基金伍拾万元。

        律师学院成立两年来，根据律师的业务需要，我院办了二十多个专业班，培训近两千名律师，最大的年纪有七十三岁。

        我院为法学院的学生提供律师实务选修课，计入学分。我院开展了研究生学历教育，招收了我国第一批二十名法律硕士律师方向的研究生，学制三年。我院开设了远程教育课，让更多的律师足不出户就能受到面授的同等教育。我们还为西部地区律师进行免费教育，吃住全包，还给路费。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为止，我院己经建立了由二百多名资深律师、著名学者、高级法官、学者型官员组成的兼职教授的人力资源库。为发挥他们的作用，组织他们参加《律动中国》公益讲演团，到全国各地巡回讲演。我院还与英国律师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准备将其教材汉化，结合我国法律，编篡教材，培养高精尖律师人材。

       两年多的摸爬滚打，使我感到仿佛回到三十年前去深圳创业。所不同的是，当年是单枪匹马，现在是校友团队，当年的难题是怎样做律师？今天的难题是怎样教律师？当年挑战的是如何实现从律师到局长的转型？今天挑战的是如何实现律师到院长的转型？

        然而，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律师学院要做“律师教育的旗舰，律政精英的摇蓝”的目标己经树立。我唯有诚惶诚恐，承载使命，面对挑战，与时俱进，才能不辜负母校的培养，校友们的信任。

        “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这是我的座右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律师学院一定能成为青年律师成长起飞的平台，资深律师发展创新的基地，律师业务开拓研发的中心，中国律师走向世界的桥樑！

        我们期待着梦想成真。

        写于2012年5月31日     

        原编者注：徐建，1982年毕于人大法律系78级，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1983年赴深圳，对外律师所律师。1984年任深圳经贸律师所主任，1985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1990年任司法部派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董事副总、香港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1年任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03年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

        2010年回到母校，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兼职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全国律协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原载《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小号获作者授权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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